日前，《光明观察》发表了一篇文章——《Google真相：新单边主义者的帝国式傲慢》。在我看来，首先用“单边主义”、“帝国”这样的纯粹外交词汇用来形容企业战略就显得非常地上纲上线；

其次，不足两千字的短文居然引用了六位名人的谈话、三大学派的理论以及若干主义进行论证，其“旁征博引”的比重和篇幅之大，一方面说明文章的空洞无物，另一方面反映出作者过于偏颇的批判逻辑和思考方式。那么，借用一下这篇文章的提法，究竟什么才是“Google真相”呢？

有人说人类的进步和变革是以生产力为先导的，但在我看来，归根结底都是以信息为先导的，因为生产力发生和发展的方向取决于决策，而决策则依赖于信息。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信息是世界发展最前导的因素和最富创新的进程量。

现在，我们的世界无可争议地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科技时代，但不确定性仍然充斥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经济活动，对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形成阻碍。虽然信息科技所引发的革命已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以发散性地迅速扩张，但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地方，“信息”这个概念的含义也是不十分明确和一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认为，“不确定性是众多决策过程的一个特征。当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时候，也就存在着通过获取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实际的经济行为部分地由信息这样的非价格变量支配。”

信息数量的爆炸性成长和信息沟通的需求增长必然促进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反过来，经济的一体化也必然促进不同人群价值观的协同互动，加速信息系统的被组织过程，从而全方位引发人们的信息查询和交流的需求。但这种过程被信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在信息的采集、组织整理、分类存储和复杂检索等等细节当中）所阻挠，限制了经济效率和生活品质的进一步提高。

信息的数量呈现出与之前任何时代都不相同的爆炸特征；传统的信息分类和检索方法在这样的特征面前可以说完全束手无策，这也使得基于传统方法的Yahoo力不从心。

面对这样复杂的信息困境，Google正是用自己的算法创新为先导，响应了信息和经济交流的一体化急迫需求。就算不包含卫星地图、视频、翻译等等创新应用，仅从搜索引擎的用户群来看，Google也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成功和最有效的信息服务提供者。即使象我这样以批评的眼光看待Google市场策略的评论人，也仍然坚持使用Google的服务（日常就有搜索、地图和翻译）。

肯尼思·阿罗在他著名的《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中说，“如果消费者的价值观能够由相当广泛的个体排序表示出来，那么，公民主权学说与集体理性学说就是矛盾的”。

个体排序就是指社会群体在细节上逐步取得一致，Google就面临阿罗所说的矛盾困境当中。信息革命和通信技术的不断蜕变扩大了人们的视听和行动范围。但在价值观问题上，共识仍然与分歧长期共存，甚至在部分领域中分歧仍然占主导地位。

虽然作为一个企业，Google并没有义务去强调世界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但Google立足于信息分享和信息沟通的核心理念无疑非常看重世界各社会群体的互相往来甚至互相依赖。

即使全球化仅仅针对经济领域，信息也必然与之相生相伴；更何况，全球化绝不会只是孤立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全球化从核心上讲是一种以信息传递和获得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为基础的经济整合策略，所以作为全球最大和最主要的信息服务提供商，Google必须面对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环境的信息，对来自于这些背景和环境的内容进行一种普遍化的构造。

肯尼思·阿罗还说，“在个人有相同的价值观时，才能做出社会福利判断，但相同价值观的取得存在着许多的困难”。

作为一个企业，Google当然不可能是普适福音；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面对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价值观对信息服务的挑战， Google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和工作的便利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恐怕要远远超过我们对它的期望值。

搜索、移动互联、SNS、微博……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科技早已越过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也早已模糊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分割。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以信息为根本研究对象和服务主体的Google，背负着怎样的使命，面对着怎样的抉择，我想，这不再是一个企业的命题和责任，而已经扩大为全社会的思考课题。相信有一天，“Google一下什么”将不仅仅是“搜索一下什么”的同义语，而是“思考一下什么”的同义语。